西政78级“11班”班长的学术之路

编者按：在回顾中国法学教育史时，“西南现象”是难以绕过的一个话题。西南政法大学，这所位居山城，设施简朴，既非985也非211的院校，在其鼎盛时期却占据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半壁江山”，无数法律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这所院校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西政是一面镜子，从它的盛衰荣辱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美好与丑恶，更能从中窥探大学精神在当下的处遇。今年9月20日是西政成立70周年纪念日，在70周年校庆前夜，青苗特开启“西政峥嵘”系列推文，将集中转载、整合一系列和西政有关的优质内容，它们既有整体的记录，也有个体的抒怀；既有肯定与怀念，也有批判与反思。我们期待用这些文字，向读者朋友展现西政的不同面孔，敬请关注。

致辞人简介：邓正来（1956-2013），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杰出的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翻译家。生前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

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原文标题为《我的学术之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受聘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晚会上的致辞》。

原文按：2004年3月22日，西南政法大学聘任邓正来先生为其名誉教授。受聘仪式上，邓正来先生作了题为《我的学术之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的精彩演讲。邓正来先生的即兴演讲已经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般的致辞，相信每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对其学术意义都会形成共识。该演讲实际是按“西南法学论坛”的形式进行，所以“坛规”设置了嘉宾点评。需要说明的是，龙宗智校长和付子堂副校长代表学校所作的颁发聘书讲话实际上是在邓正来先生的演讲之前，但为了方便起见，均置于讲演之后。但龙宗智校长的另一部分点评又是在邓正来先生的演讲之后所作的，所以分为两段。

邓正来：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同学们和老师们，尊敬的宗智兄和子堂兄：大家晚上好！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出席这个晚会。（掌声）

首先，我要对西南政法大学给予我贵校的最高荣誉表示感谢，因为第一，我们知道，“名誉教授”通常是一个大学给予某个身份极高或权位极重的人的一种大荣誉，而贵校却将这一褒奖给了像我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纯粹的读书人，而由此可见贵校以及贵校主事的诸位对知识和学术的尊重——去年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吉林大学的教授而感到自豪，而今年我则出于同样的理由而为自己能够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的一员感到荣幸。第二，我认为，贵校给我这样一份荣誉的目的，不仅是对我过去学术研究的一种承认，实际上更是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提出的一种更高的要求，我喜欢这种要求，因为这种要求乃是我所谓的“知识激励”，是与我对知识的那份不变的爱相符合的。第三，我之所以要感谢贵校邀请我为你们的教授，实是因为你们帮助我实现了一个很大的心愿。（掌声）大家知道，我是四川外语学院78级的学生，母校当然也就是四川外语学院。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我实际上也是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学生。（掌声、笑声）当时，两个学校的学生一起住在东山大楼，每天清晨在东山大楼外面的工地上借着工地照明灯读书，在一个工棚里打饭，在一个球场打球、踢球，当然还一起打了一场很有名的架……。（笑声）最重要的是，我从二年级起就一直在西南政法大学上课，与许多同学老师一起讨论学习，尤其是讨论商务印书馆当时重新出版的“汉译名著”。长此以往，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同学都以为我就是贵校的学生了，而且我也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前两年，有一次西南78级的同学在北京聚会，他们邀请我参加，还正式任命我为西南78级“第11班”的班长。（掌声、笑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西南政法大学是我的又一个母校，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母校的培育下，在许多西南78级同学的帮助下，我考上了法学硕士生。现在，母校给了我一次机会，帮助我实现了正式归依母校的心愿，真的谢谢你们！（掌声）

为了对母校表示感谢，我把自己从离开母校至今所走的学术道路向诸位做一汇报，并简单地谈一谈我对日后学术研究的一些想法。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他的研究始终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研究的水平将取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意味着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当下阶段，中国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直面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状况，必须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存在着许多问题，而我经过认真的思考后认为，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除了外部条件的配合以外，至少还必须解决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蒙遭了各种阻碍或打击，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知识类型的发展不具有传统上的知识资源予以支撑。但是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却已然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因此，梁任公当年指出，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梁任公的这个观点，尽管我所依凭的理据与他的理据不尽相同。我认为，知识是不存在国界的，而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对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这类知识进行翻译，因为这样的努力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社会科学这类知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应的理论发展。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努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复前人的知识劳动而不自知，而这实际上是在根本上无视前辈先哲为人类作出的知识贡献。

第二，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取得真正发展的基本条件乃在于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我们就不知道往何处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当然也无从知道提出何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而没有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有效的研究和应当加以激励的研究，我们当然也不会知道我们应当去做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甚至都不可能知道我们所做的研究是否还是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

第三，当然，除了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以外，我们在考虑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还必须直面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我们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实践活动以及由此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研究成果来切实地建构我们自己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并通过我们的知识努力去丰富和推进整个人类的社会科学传统。

正是立基于上述的判断，我明确了自己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所应该走的路，也就是与此相应的我在这些年中所走过的三条学术道路。当然，这三条道路是互补的，也是相并行的。

第一条是学术翻译之路，我更愿意称之为“研究性”翻译的道路。我认为，在中国尚缺乏名师指导的情况下，翻译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精读原典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极其有效的阅读。因为在这种“研究性”的翻译中，我们可以切实地认识到各种问题、问题赖以为凭的假设、问题提出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达致结论的过程以及对结论的证成问题等。再者，学术翻译在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与学术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与学术研究的水平紧密相关的。我本人从1987年翻译出版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开始，先后翻译了各个学科的重要的学术论著：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三联书店）、《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主编兼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戴维·米勒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主译：经济日报出版社）、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哈耶克的《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以及庞德的《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等；除此之外，我还审校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论著：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校：华夏出版社）、吉尔平的《世界变革中的军事与政治》（校：公安大学出版社）、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校：公安大学出版社）、怀特的《街角社会》（校）、金勇义的《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校：辽宁人民出版社）、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校：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及布迪厄的《反思与实践：反思社会学引论》等。

第二条学术之道路是努力推进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的建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的建构，还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建构，其要害都在于它们必须源出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觉。换言之，它们必须是通过中国学者自己的努力方能成就的目标。为此，我在1992年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1994年为了倡导学术规范化和严肃的学术批评制度而创办和主编了《中国书评》，后来在2002年又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评论》。这些刊物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平台，并被誉为“学在民间”在当代的代表。

第三条学术道路就是我本人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努力。从这些年我所研究的论题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紧密相关的题域，甚或可以说是三种并行的努力：一是我在1992年提出的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在于对原本以国家为基本分析框架的观点进行批判，并明确提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的研究框架；二是在1994年提出的学术规范化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害在于它明确主张知识生产场域与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场域严格界分开来，建构知识场域自己的评价判准和激励标准；三是从1995年开始的对西方从休谟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其成果是我翻译了220万字的哈耶克论著，撰写了将近60万字的专门论文。当然，所有这些研究在根本上都是围绕着如何认识社会秩序之型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而展开的，因而也涉及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这些年在这个三个题域中发表的论著《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自由与秩序》和《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便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的确，当人们回顾90年代社会科学的三大运动（即初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研究的运动；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的大讨论；晚期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大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是这些运动的始作俑者。其实，我是不是始作俑者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我切实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中国社会科学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也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以上就是我向大家做的汇报。当然，我的这些学术之路还会继续下去，因为我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自然生命体还在延续，中国社会科学还在发展。因此，第一，就学术翻译的道路而言，我现在正在翻译庞德的《法理学》五卷本，第一卷已经完稿，即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还将主编一套“全球化的学术译丛”。第二，在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的方面，大家知道，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已经有十年，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当年由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首倡的“匿名评审规则”，现在已经为绝大多数学术刊物所采纳了，注释体例的规定以及参考文献的规定也都为大家注意了。但是我们的这些努力还不够：一方面学术批判还没有为大家自觉的接受，而没有学术批判，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在学术规范化的讨论当中，我们对学术自主性问题的关注也不够，而现在最为重要者便是学术共同体一起努力对我所谓的中国当下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为此，我将主编一份全新的杂志：《中国学术评论》，这是一份大型的学术批判季刊，以学术书评和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及批判为主要内容；它很快就会与大家见面。第三，至于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我想摆在我面前的有三项任务：一是完成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二是开始研究康德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论脉络，而这是对哈耶克研究的继续；三是对“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进行研究，努力通过建构全球化结构而超越此前的研究范式。毋庸置疑，这两个方向的努力也是继续围绕着上述有关社会秩序之型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而展开的。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现在已经是大学体制中的一员了，当然我依旧保持着对这种体制的批判性态度。我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便是教学，这是一项比较新的任务。为此，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为我在网上开设了一个“正来学堂”。我的教学理念是：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我与学生都是学友。因此，欢迎你们也到我的学堂来，让我们成为更亲密的学友，共同学习，共同努力。（掌声）

现在，我已经正式回到了母校。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在你们的帮助和激励下，我会把自己的学术道路走得更好。与此同时，我也有同样的理由相信，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也会在学术上发展得更好。当然，无论是个人的学术发展，还是一所大学的学术发展，或中国学术的发展，首要者便是平实和持恒，因此，希望我们都能够用平实的心态和持恒的努力去迎接历史交给我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这项崇高而又伟大的使命。（掌声）再一次谢谢大家。（掌声）

付子堂：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聘任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学者邓正来教授为我校的名誉教授。

邓正来教授本来就是我校名誉校友。（笑声）邓先生1978年开始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但是实际上主要是在我们西南政法学院听课。（笑声）1982年邓先生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师从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国际法学家李浩培教授。邓先生现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法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中国学术评论》主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邓先生始终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邓先生以其独创的研究路径、深邃的思想力量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邓先生致力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组织、策划、独立翻译大量的学术著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前沿性理论宝库。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先生组织、策划并担任总审校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库”，其中包括我们大家十分熟悉的美国哈佛大学博登海默教授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邓先生当之无愧的成为近20年来我国西学译介工作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掌声）第二个方面，邓先生出于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忧虑，致力于建立必要的学术规范，以形成良好的学术传统，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和《中国书评》，传承学术文明、创新学术传统、严肃学术规范，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学术自律与学术批评之新风。第三个方面，邓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具有独创性研究，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理念的研究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在法学领域，邓先生的研究主要是法哲学、西方法学传统、宪政、人权，在具体研究方向上，他以其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及学术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观点，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也引发了法学研究的逻辑性转换。第四个方面，邓先生培养了一批国内外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长期以来，邓先生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却一年四季有众多来自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的青年学人来向邓先生学习。他根据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给每个人制定了学习方案，经常在自己家里举办学术沙龙，以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教书育人，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者在学术上不断进步并茁壮成长。（掌声）邓先生著述很多，影响广泛，为许多学科的学术群体所认同，他以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翻译家等多种身份活跃在学术舞台上。在北大天网搜索引擎上，如果输入“邓正来”三个字，一共会显示出6897篇文档，这也印证了邓先生的一句话：“我不求做一流的学者，但求做一流的学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先生在青年学生中有着超凡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邓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影响整个中国的学者。（掌声）如今为我们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邓先生同意受聘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名誉教授，这是我们学校的荣幸，必将大大提高我校的学术声誉。下面请龙校长给邓先生颁发聘书。（掌声）

龙宗智：“根据校长办公会议04年3月3日的决定，决定聘请邓正来教授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名誉教授。”（掌声）我解释两句，名誉教授是我校最高的荣誉。大家知道，我们去年聘请了一位名誉教授，就是我们的校友、著名的梁慧星教授。现在全校只有两位名誉教授，就是梁慧星教授和邓正来教授，这是我们学校最高的学术荣誉。我们学校现有名誉教授、讲座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等，名誉教授授予有最高学术、人品和威望的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虽然是名誉教授，但并不是挂名教授，大家知道梁慧星教授就是我们的兼职博导，带了博士生，还每年到我们这里上课。邓正来教授成为我们名誉教授以后也要给我们指导学生，当然怎样指导，甚至带一些学生，要尊重邓老师的意见。他每年有一定时间到学校，来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做讲座。刚才子堂副校长说了，这是我们学校的光荣，确实如此。

这里还要发表些感想。大家知道我不是搞理论法学的，也不是思想家，所以对于邓正来教授这种博大精深的学问，确实只能谈点皮毛。但是我们也有些特殊的渊源，因为我们两人都是78级的，曾经在这个校园共同生活，开始还在一栋楼，共同生活，（台下一位学生大声说道：有没有打架？）没有打架。（笑声）原因，我估计是邓教授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打架）他肯定是缩边边。我呢，因为身体不太好，也不敢往前冲。（笑声）确实我们渊源比较深，特别是78级，他自己都介绍他是（西南政法大学）11班班长。邓教授确实对西政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和学术的交流。特别是我们（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梁治平教授、老鹤教授、夏勇教授，还有我们的蒋庆教授等，都和邓正来教授有很深的情谊和学术上的交流。邓正来教授是非常有内涵的学者，一位大家，这不是恭维。我记得我们，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早一点学习法学的学生和学者，受西方法学影响最深的，也许就是他所翻译的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可能在座的同学也受这本书影响很深，他对西方法学特别是统一法理学的整体性介绍，当时让我们开了窍。还有，邓正来教授这些年，像刚才子堂教授介绍的，有很多学术的特点，一是学贯中西，对国外非常熟悉，对中国研究也很深。二是翻译和原创性结果结合，特别是近些年，开始的时候可能翻译多一些，现在自己涌出来的学术成果不断呈献给大家，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对国外学者的评析、介绍，分析非常到位。三是我最近看他的一本书，没有看完，有些章节读了，他为了写这本书，五年闭关搞学术，在五年内安心做学问，拒绝一切邀请和个人诱惑，就关在房子里面做学问，我肯定做不到，也很少有学者做得到，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的精神。谢谢大家。（掌声）

赵明：非常荣幸，我们的西南法学论坛能有邓正来先生的加盟。但是，我们的“坛规”在不变动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今晚上可能要有所调整。因为邓先生刚才发表的是他的就职演说，主要向我们回顾、介绍他自身将学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理由，以及他这些年来所走过的实实在在的学术道路。至于他本人的学术主张和理论观点，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向大家作具体汇报。所以，我们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按照我们的“坛规”来操作，而做出没有针对性的批评。邓先生今晚对他自己学术道路的回顾，让我想起了孔子的一些话。因此，我想套用孔子的几句话来做个简要的评论。我想大家都读过《论语》，开篇是“学而”章，有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觉得这三句话很好地概括了邓先生对学术人生的选择、治学的态度，尤其是他这些年来耐着寂寞，不为人知，仍然平实而持恒地进行学术研究的精神。（掌声）当然，今天他已为我们大家所知，他确实是个学术上的君子，这是总体上来说的。就学术本身而言，我想起孔子在教训他的弟子时的另外一个说法，其实也是邓先生今晚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孔子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这是孔子对他弟子们的告诫，我想也是我们任何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应该遵循的。学术和其它的——像邓先生所说的——什么经济的生产方式、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等等不太一样，知识的生产有它自己的“道”，这个“道”尤其需要有君子的那种品格、那种风范，才能够加以守护。否则的话，学术就不太像是学术了，很可能大批量生产出学术垃圾。（掌声）8年来，邓先生在翻译哈耶克的同时，也对哈耶克进行一个前批判研究的准备工作。8年只写了8篇论文，如果按照某些学校现今的规则，一年只写1篇文章，邓先生能拿多少钱？邓先生得到的报酬可能是很低的。但我想这个“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区别，对于我们守住学术的“道”是更重要的。（掌声）数字化的管理，在知识生产的领域，应该尽量少一点。（笑声、掌声）第三个方面，我想起孔子的（笑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说法，意思是说古代（孔子之前）的学者们从事学术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成就自己，历练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忙忙慌慌的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要为别人服务。我想邓先生首先是一种“为己之学”，如果守不住自己，那种所谓的为别人服务的“为人之学”，它可靠吗？你敢相信它吗？这是我对邓先生学术道路之自我介绍的一个感悟。最后，孔子还说了这样一句话（笑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邓先生也讲了，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确实路还远着呢。无论是建构我们中国的学术体系，还是要去丰富和发展整个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殿堂，一个关键——得靠我们人自己，靠我们学者的那种担当精神，这需要高度的“为学”的自觉意识。其实这已经把孔子那句话非常简单化的理解了。但是如果我们能从这么一个简单的层面，非常浅的层面来要求自己的话，我想，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就一定会如邓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朝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前进。最后我祝愿邓先生的学问人生，在我们广大同学对知识、对学问、对思想的那种热忱的烘托之下，再铸辉煌。谢谢！（掌声）

张永和：1980年代后期，我就识得邓正来先生的名字，因为我们都读过邓先生翻译的博登海默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但真正认识邓正来先生，还是这次他回重庆。他说已经17年没有回重庆了。从邓老师下火车到现在，48小时不到，我有幸零距离地和邓正来先生接触。（笑声）也与邓老师进行了无论是学术还是他人生的细腻交谈。在这过程中间，邓老师讲了很多他的故事，通过他的经历而去破译他坎坷的人生和他今天的辉煌，最深地感受就是他能够保持一种“好心情”。“好心情”这三个字的真正获得真是不容易啊！邓先生刚才讲了他的学术生涯，三位老师也做了评价，以及邓老师对他的“平实”和“持恒”的格言，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他这种好心情的基础上。当然在交谈过程中间，我更加惊讶的是，他对于接受吉林大学的邀请时所提出的条件中的其中一项条件，就注定他今后的人生中都会拥有这种好心情。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不参加与学术和教学无关的任何活动。（掌声）邓先生这个条件的达成，使他由这么多年作为自由人到一所正规高等院校正式教师转变过程中仍然不失其本色。他还是希望在吉林大学保持一个好心情。只有这个好心情才能让他纯粹、专心、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也说他不愿意担任任何带“长”的职务，同时也不参加比如学术委员会之类的工作。就他能够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很不容易的。他接着补充说，如果有一天突然学校有个电话告诉他：邓老师，请你来参加明天下午的一个会，如果不来，扣钱。一次50块。（笑声）如是这样的话，邓先生说他就自然与其脱钩了，依然回到他原来的状态，就不理你了，换个电话号码，你找不着人。他就以这样一种态度来保持他的独立人格。的确，这种心情和这种的气魄的拥有我们具备吗？我们才发现，如果没有这种心情，你怎么做学问？（掌声）照他这样一说，我发现我的心情特别坏。（笑声）坏就坏在我似乎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好心情。

我们还注意到的是，邓先生这种好心情的养成，还在于他毕业以后没有选择一个职业，而是选择了他的一个志业。他将用他的一生去做学问，这个学问到底是什么？这个学问不是我们现在一般的那种评价标准，今天我们自认为我们都在做学问，但是我们做了什么学问呢？完成多少科研量，要不就不能评上讲师、副教授、教授，而我们的讲师们、副教授们和教授们所从事的这种科研、完成的这些科研量，是不是他们由衷喜欢的呢？我不敢保证。正如我不能保证我所完成的一些所谓的科研是我喜欢的那样。邓老师一年写一篇文章，他闭关六年，任何学术活动他都不参加，整整六年的时间他写了六篇文章，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中国）普遍的大学机制的要求，像他这样的速度是要红牌警告的。你怎么一年才写一篇文章呢？但是当他这个文章写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做的是大文章。我们才发现我们的那些科研算什么，什么都不是。我认为只有这种独立的人格才能保持自己的志业，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职业。如同他所说的，他从来没有研究过中国任何热点问题。例如什么人权，他不理会；民法典如何制订啊，他也不理会、介入这种东西，是热点的问题他从来不介入。我觉得我们也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因为我们不是邓先生。除去这些我们不能做到的以外，我们还不能免去物欲的诱惑，那年装修住房，为了节约钱，施行单包，包工不包料。我就守在那个地方，把材料买齐了，坐在装修现场，拿着一本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阅读。（笑声）装修工人就在那“碰碰”的敲，电锯“吱吱”地锯。读着读着，只听一声：“师傅，这钉子不好使，要重新买。”我就赶快去买钉子。一会儿，正待进入状态，又是传来：“师傅，这个胶水不好，要换一下。”我又得去买。由此可以想象我能够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有多少理解。我脱不了这个俗啊！我和邓先生是同龄人，那天我们比苦，我说，我15岁就下乡当知青，插队的那种，就住在农民从坟墓挖起泥土给我修建的一间房子里边，据说这种房子风水好，（笑声）土墙里的骨骸都可以见着。白天干活完了以后，干到晚上9点钟，收工后到夜校扫盲，教一拨山里的农民认“毛主席万岁”。就五个字要教五天。12点下课，回去以后，开始做饭。记得有一天晚上，当我走到柴草旁边，我一拿那个柴，湿的，让雨给淋湿了，然后我就走到水缸旁边，想喝点水，一看，没水，挑水要到很远的山下，算了，就去睡觉。当时真的含着眼泪就睡了。当然，我也很感动，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发现我的门口摆了很多东西，是农民送给我的。所以我至今，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回到我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因为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那里记计算土砖、谷桩、麦桩中渡过的。记算的公分，不超过十的加法，我觉得我很惨。那天邓老师一讲他的故事，我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他14岁当童工，似乎比我还苦大仇深。（笑声）所以我觉得我和邓老师如同一根藤上的两个瓜。（笑声、掌声）但是邓老师走出来了，他找到了他的路，他寻找到他的志业，我也走出来了，而我找到的是我的职业。从此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他成了甜瓜，我成了苦瓜。但我绝没有煽动各位毕业以后都像邓先生一样圈在一个地方死做学问。毕竟人各有志，量体裁衣嘛。

虽然我刚才所讲的东西，无论职业也好，科研也好，实际上我们在讲一个量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我们都没有必要量化。不过，我觉得我们既然在这里读书，能够被我们量化的是读书，读书是可以量化的。我们经常听老人讲，除去读书之外，都是百日之功。意思是说，不管学什么东西，你学一百天就差不多了，但是读书不行。读书就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我们就想，一个人究竟要读多久的书？我们大而话之地说，活到老，读到老。我曾对我的学生说，以后怎样我们暂时不管，本科生在校四年，研究生在校三年，我们读一千天书，保证一千天怎么样？当年邓正来先生在四川外语学院读书的时候，是西南政法大学的78级11班的班长。据他说，二年级以后，就在咱们学校听课，所以他一直认为西南是他的母校。当时就10个班。据说78级365个人，刚好是一年的天数，而邓老师是第366个同学，还当班长。（笑声）他那时基本上就是和我们78级的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就那样渡过了他的大学生活。他说，这段时间注定了他以后的人生。当然，其间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比如，早上买几块饼干，背着书包，从四川外语学院，准确说是我们学校的东山大楼，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办公大楼，走到沙坪公园，要一杯水，他就在那看书。晚上了，又走回学校。他就是这样读出来的，他的一千多天就是这样渡过的。我们能吗？这是很痛苦的。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付子堂：书中自有红烧肉。）（笑声）这可能是我们许多人读书的动力，我们许多人也是为这个而一生拼搏。当然我们今天读书有没有这样一个动力，我不太清楚，我只是想，这邓先生嘛，现在黄金屋有了，颜如玉也有了，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嘟儿。他说，他每天读书。他还在读书，他还读什么啊？（笑声）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他的志业。读书是一种孤独。我们能不能够享受这样一种孤独，能不能在这一千多天保持每天读书，每天保持一定的孤独，那我们每个人这一千多天读的书的量就不可细算了。而我们的读书必须保证这个量的积累。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获得一种好心情。我认为在座的各位同学，能不能把读书这种可能是痛苦的孤独当作是一种享受，每天以最好的心情幸福地生活在这“痛苦”之中。那么，当我们从这里毕业以后，我们不仅能获得我们的职业，而更是将其作为志业来追求。在这里，我突然觉得我这些话是在说给自己听，因为这些话之于我具有同等的意义。谢谢！（掌声）

龙宗智：听到一个好的讲座，总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甚至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所以主动要求发言。其实邓正来教授给我们作的讲座，可能是我们学校近两年来时间最短的一个讲座，而且并没有介绍多少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仍然能使我们感触到一种学术大家的思想风范与学术路径。我有三点感想。第一点，一个做学问的人，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我们在座的，有学习法学的，也有学习政治、经济、新闻、外语、管理等等学科的，我们进行学习与研究的时候，不应当受到具体知识领域的局限，应当在社会科学至少是中国社会科学总体的知识背景之下研究我们面对的具体问题。因此，应当有一种宏观的、开阔的视野，应当关注问题后面的东西并且不断地追问，从而成为一个思想家；第二点，是我们应该有一种准确、敏锐的问题意识。包括善于捕捉最有意义的问题，而且对问题做准确地把握。邓正来教授在学术历史上的三大关注点，一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问题，推动市民社会的运动；二是对学术研究的反思以及学术规范的确立；三是中国的自由主义问题。这几个问题，邓教授是“始作俑者”，而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些人提出“假问题”、然后制造“假学问”，为真正的学人所摈弃。做学问就必须准确地把握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然后进行深入地研究。第三点就是，在知识研究的时候，不断对知识进行反思，对现有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规范进行反思。以十年磨一剑的平实、持恒的精神，细致地进行学问研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我有一个问题，邓老师刚才提到正在进行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的批判，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实践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不佳，同时学术界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想了解邓老师对哈耶克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主要的观点和构架。谢谢！（掌声）

付子堂：在几位老师做了评论以后，邓先生再做一个回应。由于邓先生今天的身体不是很舒服，还是让他先休息一下。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赵明老师已经过滤了一遍。但同学们提问也要把握一下，不是每个提问都值得邓先生回答。（笑声）所以，赵老师先过滤一下，我再帮他念一遍，再由邓老师回答。

付子堂：感谢学辉的激动！（笑声）下面，我们请邓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应，然后再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大家欢迎邓老师！（掌声）

邓正来：非常谢谢几位先生的——实际上不是点评而是赞誉，但是过奖了，但是我会把你们的这些赞誉作为我自己进一步做人、做学问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至于宗智兄提到的我对哈耶克的批判，非常不好意思，我在任何场合都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原因不是没有作过这个研究。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国度里面，不是说诸位，而是有些人学风真的很不好，很担心还没写出来他已经把你的东西莫名其妙地拿出来了，（笑声）而且很怪异地拿出来，所以请宗智兄原谅，我到时候一定会把我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的手稿送给你。（掌声）关于王先生刚才提到的那两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二元框架，我记得昨天在与研究生朋友们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提到过了，94年开始我已经在反思这样一个基本框架了，到了97年以后，我甚至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我现在去做全球化问题研究，就是试图超越实体性的国家和实体性的市民社会这样一种分析状况，在这个分析状况当中它最大的弊病，是我们把国家看成一个整体，一种同质性的实体，而我们看不到它当中无论是因为某种人为的原因还是个人的因素所导致的不同，比如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战略当中我们很难看到这样一种活生生的、非常生动的变化，从而我们也看不到市民社会需要市民社会化的问题，确实像王先生所讲，确实对此前的理论来讲，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修正，但是它确实依旧存在着问题，不仅是需要修正，而且需要批判。关于中国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即我们现有的体制和现有学术水平能否承受得住我所主张的中国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对于当代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永远都不能停止，无论能否有效，无论有多少的理由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进行反思，我们不进行批判，是我们的失职。非常感谢四位先生的赞誉和对我的要求，谢谢！（掌声）

付子堂：下一个阶段，由邓先生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刚才赵老师清理了一下，选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邓先生，今晚您谈到了您的学术之路，您是一位“在路上”的学者，究竟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呢，还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您究竟是在行走还是在挣扎——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几十年的奴役之路而挣扎呢？

邓正来：谢谢这位学生的提问。它一定不会是一条奴役之路，作为一个生命体，我是指自己，我特别珍惜生命也特别热爱生命，我肯定不想活在奴役状态之中，我经历了十八年的自由之身。（掌声）但是我还是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关心，但是你一定不要担心，我一定走自由之路。（掌声）

付子堂：我们祝愿邓先生永远自由！（笑声）第二个问题：邓教授，您是怎样评价您的译作《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邓正来：我想说明一下，大家如果有很多条子，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来不及回答，尽管按照我个人的性格，我是愿意回答的。但是大家不要着急，可以去我的学堂提出来，我的学堂是可以随便上去的，大家可以提更多的问题。还有刚才的那个问题，怎么评价这个《法理学》，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是说我翻译得怎么样还是这本书怎么样，博登海默先生已故去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对于初学者或者想掌握法理学的基本知识的学者来讲，我认为它是一本必读之书。张文显先生好像在这里告诉过你们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我可以告诉大家，确实是一本必读之书，但是诸位一定要知道，理论是很多的。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会怎么看待这本书，希望我们在网上交流，谢谢这位同学！

付子堂：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总量控制一下怎么样，九点半你觉得怎么样？（邓正来：你们都是领导，咱们听领导的。）因为我们昨天搞了一个学术座谈会，因为主持的时候没有把握好，时间长了些，邓老师也挺累的。下面一个问题：邓老师，作为一名学者，您认为今天中国的学术自由到达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第二个问题：学者与政治之间应保持怎样一种关系？第三个问题：在今天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的中国，学者处于这样的背景下，不管是否直接研究社会转型问题，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转型，学者与中国社会转型有什么关系？

邓正来：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作为每一个读书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坦率地告诉诸位，在今天的中国这么一个制度安排结构当中，我们有相当多的自由去进行我们的学术研究活动，这是真话。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一文中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开始就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它的落后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吗，在当时的一般的观点当中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我看来却是否定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支配，它要有效的话，一定要取决于被支配者的合谋和共谋，否则它是没有效力的，我想告诉诸位的是，在更严格的制度安排下，在拉美国家，在东欧国家，他们的学术、他们产生的大师要比中国多得多，究竟是我们的外部条件不行，还是由于我们和这个外部条件的共谋使我们中国的学术没有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个人所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你只要进行你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问题，学术政治的问题，我们必须关心政治，但是对不起，你要用学术去发言，你所遵循的就必须是学术的逻辑和学术的那个道来支配的你的学术生产，你不能像大街上的平民用日常知识，我们不是看不起他们，但是你不能用那种语言和那种方式去处理问题，因为你是读书人，你是学者，你应该用一个学者的方式去对待你所研究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你得去研究。就像现在xian法修正案通过了，又出了一大批以此为荣的xian法学家了，到底是xian法家还是xian法学家，他们对背后的理论真正知道多少，做出了多少的知识贡献，他们在xian法的修正的问题上做出了贡献，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和承认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这样的一种贡献误作为一种知识的贡献，这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关于第三个问题，逻辑是一致的，我就不想多谈了，谢谢！（掌声）

付子堂：下面一个问题：邓教授，在2004年第3期的《读书》上，崔之元再次提倡了他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用以解读当下的社会及个人存在困境，那么，以您在第三条学术之路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您是如何看待和解读当下中国的社会呢？而在您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动”建构中，是否也连带解决了这个问题？

邓正来：崔之元的文章吗？非常谢谢这位学生的提问，呃，对不起，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原因不是因为我不能得罪我的朋友，在学术问题上我可以得罪他，但是我确实是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但是我回去看一看，以后我们再交流好不好？谢谢！（掌声）

付子堂：下面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价值多元化早已成为一种潮流，请问邓老师，在以金钱作为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今天，如何遏止中国知识体系的“垃圾现象”？

邓正来：这个问题不好搞啊，挺难的。我认为，必须从每个人自己做起，我们不生产垃圾，我们拒绝生产垃圾，我们罢工。（笑声）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你们有更好的理由，我们所有的作品是由纸张做成，而据我的所知，我们基本的纸张都是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树木，就从这个理由，我们应该拒绝生产垃圾。两年前，我把我研究哈耶克的法律哲学的三篇论文交给法律出版社的时候，我说一定要加上一个附录，没有这个附录我不出版，他们看到了以后非常高兴。有位非常重要的法律哲学家，叫迪亚兹，他的成名著作，英文名字叫《Two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法治的两个概念》，他写了一篇长论，叫《Hayek On The Rule of Law》——《哈耶克论法治》，我翻译成中文之后，有5万6千字到7万字，我把这篇长文附在我的书后面作为附录。我在序言中明确交代，是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比较，请诸位看看我做的哈耶克的法治的研究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教授迪亚兹先生所做的研究是否存在差距，是他比我差还是我比他差，我交给读者去看，这就是我认为的拒绝、杜绝知识垃圾生产的最有效的方法，谢谢！（掌声）

付子堂：下一个问题：也许是我没听清楚，请问邓老师，您说您花了八年的时间翻译积累准备批判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那么八年前是什么使您决定进行这一批判？换句话说，您是否是为了批判而去批判？谢谢！

邓正来：非常谢谢，其实昨天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在前面的我的简短汇报当中，两次提到我所做的研究，不论是那个领域的研究都最终回到一个问题，亦即我自己的理论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社会秩序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这是因为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脉到哈耶克的理论，他们对这样一个社会秩序问题给予了非常高度的关注，而作出了他们的解释，我带着这样的疑惑去阅读我们前辈著作的时候，试图通过他们的理论来回答我自己的问题。如果哈耶克理论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会非常高兴，但是非常遗憾，在我阅读他的过程当中，我发觉他的解释不能满足我，不能解答我的问题，这就是我说我可能要去研究康德和罗尔斯这一脉自由主义原理，也同样的，我期待着他们能回答我。但是对不起，如果他们同样不能解答我的问题，我就要诉诸黑格尔一脉，并由他们来回答，如果他们也不能回答，而同时上帝也给予我更多的时间，我也许会尝试着自己来回答我的问题，谢谢！（掌声）

付子堂：现在邓老师由于嗓子的原因，讲话有点吃力了。下面我就把剩下的问题统统念完，然后请邓老师再来回答。尊敬的邓先生，在我看来，您是靠翻译起家的，（笑声）请问：第一，您如何实现了由翻译家到法学家的转变？第二，您认为当前中国法学界在翻译外国法学著作方面存在哪些不足？您认为今后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尊敬的邓老师，严复对翻译的概括是“信、达、雅”，我是想请教一下，您自己对翻译工作的标准是什么？下面有两个问题：在目前的许多著作已有中文版的情况下，我们在学习时如何对待中文著作和外文原著？第二个问题：英文原著一般能从何处获得？下面一个问题：尊敬的邓先生，通过阅读您的作品，特别是译著，感佩您在文学驾御及运用外文方面达到的高超境界。作为一名学生，向您提起这方面的问题，恳请得到您的指点。即：一，如何练就提高文字驾奴能力？二，请您介绍一下，在法学研究中，收集及运用外文资料方面的经验。如能详细介绍及回应，不胜感激，谢谢。哦，下面还有一个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等会再说。（笑声）您先回答，讲简单一点，不要太累了。

邓正来：其实这几个问题都是主要关于翻译或者和学术研究略有关系的，实际上，我在89年，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出专著了，当时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在李浩培先生的指导下写的，叫《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从那以后五年，我再没有写过一个字，是因为李先生、王铁崖先生、陈体强先生他们告诉我：正来，你应该去多读一点其它领域的著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不要把你的事业局限于这个领域之中。我非常感谢他们。实际上在那个时间段当中，我阅读了非常非常多的原著，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但是这些弯路对我都是有意义的。我自己一边读一边翻，我有这个习惯，就是精读地翻译，精读的翻译方式，但都不是为了翻译，不是为了发表。只是朋友说：邓先生，有什么译著可以给我们吗？我说你们那套书是什么样的书，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贡献一本。我这些译著可以不发表，所以我叫它研究性翻译就是这个原因。至于英文原著的阅读，我建议大家，在阅读一本比较有名的著作的时候，注意看它的注释，去看开列了谁的著作，然后我们想尽办法去找那本著作，来看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然后去看它的参考文献，去寻求这个题域当中更丰富的文献。至于介绍外文方面的资料如何掌握，如何去寻得这些资料，去我的“正来学堂”，我上面都有，我会不断的给你们推荐。谢谢！（掌声）

付子堂：好，最后一个问题：邓老师，请问您为什么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您可曾感受到来自私人情感方面的压力，您是如何去处理的？这个问题要由邓大哥来赐教。（笑声）

邓正来：私人情感方面的压力，没压力。（笑）呃，我的女儿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谈恋爱，（笑声）到现在五年级，她已经失恋很多次了。（笑声）学校的老师知道我和我的女儿有非常好的平等的关系，就问她，难道这事你爸爸也支持吗？她说，对，我爸爸支持。（笑声）老师听了以后感到很纳闷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说，老师，是这样的，在学校里听你的，回家以后听我的。我告诉我的女儿，爸爸小时候跟你一样，（笑声）（付子堂：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女。）但是，爸爸跟你不太一样的是，我不仅有很多非常好的异性的朋友，还有同性的朋友。我告诉她，当你去喜欢一个人和你被喜欢的时候，在这么一个60亿人口的地球上，这是最难得的，最宝贵的。无论出自什么样的原因，我说你都要珍惜。所以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之所以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当我面对一个鱼塘，我坐在它边上，再有秋天的黄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一水一人一世界的状态。（掌声）这个鱼塘多小，这个人多小，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世界有多大，这世界是无限的。我告诉朋友们，我不喜欢玩，不是我不喜欢自然，不是我不喜欢大海、大江、大山，当人们把它作为对象欣赏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足够大。（掌声）同样对知识也是如此，就是那份爱，你要是真的有这份爱，就不会有条件，你可以什么都舍弃，你觉得什么都不会重要，这就是爱，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掌声）

付子堂：希望各位同学能向正来大哥学习，热爱知识，热爱生活，热爱西南政法大学，在感情问题上不要有压力。（笑声加掌声）由于时间关系，考虑到邓老师的健康，我们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掌声）非常感谢刚才提问的同学，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回答的问题，可以到“正来学堂”，由邓老师到网上给大家一一解答。今天晚上让我们大家了解了学者的学术之路，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学术大师的名士风采。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再次向邓老师表示感谢。（掌声）下面我还想说一下，这次邓老师来我们学校进行学术访问，大概的安排是这样的：邓老师是前天晚上到达的，昨天就搞了一个学术座谈。今天我们举行了这个聘任仪式，从今天晚上开始，可以说，从前天晚上9点钟开始吧，邓老师就正式成为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一员了，以后大家可以多向邓老师请教。明天晚上由科研处安排，邓老师到渝北新校区参观，再作一个讲座。回来还要和研究生举办一个书评讨论，邓老师有一本新著，书名叫《规则·秩序·无知》。希望我们法理专业的研究生把这个书评讨论当作是一个正常的课来参加，其他的同学如果愿意也可以参加。还有，欢迎同学们能够踊跃进入“正来学堂”，登陆这个网站（dzl.legaltheory.com.cn）向邓老师请教。最后，祝愿邓老师全家每天心情愉快！也衷心希望邓先生、邓太太及其女儿常回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看看，西南政法大学永远是你们的家！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大家晚安！（掌声）

推荐阅读

投稿邮箱：[e-mail]

主题；篇幅；体例

青苗学人交流群

长按扫描二维码添加青苗微信号，加入青苗学人交流群，一同交流、分享！

本文责编 ✎ 钱玥

本期编辑 ✎ Ben